案件因为出现了新的线索,在吵吵嚷嚷了小半年之后,终于还是被最高院发回重审。最终到底会维持原判,还是改判,谁也说不清楚。
但调查审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,已足以让媒体口诛笔伐。
很难说得清对错。
十六年前,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这起离奇案件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,不容人杀人吃人的恶魔存在于世,他们必须从赵平章这里得到一个答案。
十六年后,人们呼喊着公理和正义,抗议着黑幕和内情,努力地找寻着当年那些人的错处,他们又想从赵平章的身上得到一个答案。
十六年前,赵平章临危受命,公众和舆论将他推到风口浪尖;
十六年后,新时代旧案重提,公众和舆论再次将他推上风口浪尖。
这些人是原来的那些人,还是又换了一批呢?
程白想,其实是与不是都不重要。
她就坐在旁边,并没有打扰赵平章。
自打此案在最高院那边一遍一遍复议的时候,这位老教授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不仅来自公众和舆论。
也来自内心。
在这种时候,总要有一个人,能抛开这些感情的、负面的情绪,理智地思考,想想在这个案件重审的过程中以及最终重审结果出来之后,赵平章要怎么处理所要面临的问题。
过了有十分钟,程白才慢慢道:“十六年前警方办案还存在很大的漏洞,各种证据收集和检测手段甚至都还没建立起来,法院的审理那时候也是另一套规则。您已经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了。”
赵平章两手压在额头,闭上了眼。
程白又道:“从案件审理开始到做出判决,您没有做错过一件事,接下来只需要在面对相关调查的时候,找到正确的应对方式,说正确的话就行了。”
“可我的确认识当时检察院的公诉人。”这是最近媒体爆料出来的,网友根据这一点攻讦这一场审判可能是早就定好的结果,只是为了尽快结案给上面一个交代,“我跟郑友明曾一同出国访学,在美国待过好几个月。”
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避嫌的问题。
同在公检法体系内,大家相互之间打交道再正常不过了,而原本不认识的人在不同机构的推介下出国访学因而认识,也没有任何问题。
但在阴谋论之下这都是“错”。
嫌疑人孙宝山为什么在一年后改了原本真实的口供?
还不是因为公检法体系施加的压力。
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,如果你负隅顽抗,始终坚称有那一声枪响,自己是自卫,最终也许是无罪,也可能不知悔改,直接死刑;但如果认罪态度良好,积极配合警方调查,基本可以避免死刑,法院也能尽快结案。
在国外这叫“辩诉交易”。
但在国内普遍不被接受。
大众完有理由怀疑这一起案件之中存在这样的现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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