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浩东略作思忖,然后说道:“昌明书记,沈亢部长,我一贯主张在追究历史问题的时候,应该客观地考虑当时的环境,特别是当时的政治生态。与此同时,我也对沈亢部长的说法不敢苛同,追究责任如果用百分比去划分,是机械主义的表现,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政治目的。”
面对徐浩东的不敢苛同,沈亢也是积极响应,“浩东同志,我同意你的说法,但遗憾的是,在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,只能暂时继续使用我说的方法。”
“对不起,沈亢部长。”徐浩东欠了欠身体,思忖着道:“首先,我说的环境也就是政治生态,它要负百分之一的责任。”
戴昌明道:“很独特的说法,我以为你会把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,归咎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。”
徐浩东道:“所谓的政治生态,不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,都是组织或机制出了问题,而组织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,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责任,一味的归咎于政治生态,无疑于推卸责任。”
沈亢说道:“非常正确。”
“其次是组织的责任。”徐浩东道:“在吴佩林的任用问题上,组织要负一半的责任。我这里说的组织共有四个,机关党工委、组织部、市政府和市常委会,当时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心,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职位,但因其重要性,是要上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常委会议通过的。至于这四个组织如何分担这百分之五十的责任,这得另当别论,而组织是由人组成的,所以这百分之五十的责任,至少要分摊到这四个组织的核心成员的身上。”
戴昌明道:“有道理。”
徐浩东道:“当时的市委书记方一山要负百分之三十的责任,一个任性的一把手,实在是太危险了,别说当时的方一山,就是现在的我,一旦在用人上独断专行,其危害性将不堪设想。问题是方一山已经落马,现在让他承担那百分之三十的责任,毫无任何意义。”
沈亢说道:“还有百分之十九。”
“我、冯兴贵和阎芳。”徐浩东道:“阎芳同志要承担百分之四的责任,因为她是考察吴佩林的具体负责人,她对吴佩林的评价,不提缺点只提优点,而且提到的优点基本上不能称之为优点。冯兴贵同志要负百分之五的责任,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原则,以他当时受排挤的境状,尽管他的反对不起作用,但他也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。”
戴昌明问道:“你负百分之十的责任?比冯兴贵和阎芳两位同志的总和还要大?”
“是的,我不回避自己的责任。”徐浩东道:“我的责任分为三个部分,一,如果吴佩林是个泡泡,我当时却没有戳破它。二,以我当时对方一山的影响,我即使私下阻止,方一山或许也会听我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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