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切敢于抵抗的武装力量,以解放全中国。
在这种情势下,谁都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是走到穷途末路了,斯德哥尔摩在这个时候达成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意见,也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向维克托简单介绍了一下斯德哥尔摩传回来的最新情报,麦基宁才将情报的原本递过来,并说道:“与情报分析部门此前所做处的分析一致,奥斯丁·安登的确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恶感,由此,他也对美国所支持的中国国民政府颇为反感,他在提交最近写给高罗士的信函中,甚至采用了北平对国民政府的称呼方式。”
“哦?”维克托翻看着文件的原件,轻笑着哼了一声。
高罗士就是指的瑞典现任的驻华大使伊凡·高罗士,当然,他这个驻华大使是驻南京的大使,也就是派驻在国民政府那一边的大使。至于说北平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称呼,显然就是“国民党反动派”了,作为瑞典现任的外交大臣,奥斯丁·安登在信函中用“国民党反动派”这个词来称呼国民政府,其立场如何自然是清晰可见的了。
情报的原本是由数封信组成的,其中既有安登写给首相古斯塔夫·斯帕勒的信,也有安登与高罗士之间的往来通信,而且,后两者之间的通信占据着绝大多数。
结合信件书写的日期和内容,不难看出一点,那就是从三月份开始,作为瑞典外交大臣的安登,便要求高罗士尝试着与北平方面建立联系,询问斯德哥尔摩与北平建交的可能性,而在两人往来的最后一封信中,高罗士提到,北平方面已经对两国建交的问题给出了答复:只要斯德哥尔摩与南京断绝了外交关系,北平便愿意同瑞典讨论建交的问题。
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,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前,瑞典与中国的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,但是,等到苏联一解体,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政策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,而到了维克托重生前夕,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是降到了冰点,瑞典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,其政府的外交立场,也是以反华为主的。
在维克托看来,瑞典的对华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,归根结底就是两方面的原因:第一,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,瑞典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,就根本不用考虑中国的立场了,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,被斯德哥尔摩看作是对欧洲的“入侵”,因此,双边关系趋于冷淡,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第二,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大型企业集团,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中国企业的挑战。不管是华为在5G领域对爱立信的碾压,还是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,亦或是海尔将伊拉克斯踹下全球排行老大的宝座,都等于是在踩瑞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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