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野心都是随着身份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长的。在定襄的时候,李牧打算把酒的价钱定在一坛五钱银子,这是考虑到定襄左近几县的消费水平,这个价位已经是极限了。
但到了长安之后,这么定价肯定是不行了,别的不算,光是成本就受不了。那日李牧在国公府的演武场酿酒的时候,随口问了一下长安的粮价,令他大吃一惊。在定襄时,斗米二十文。但在长安,一斗米要两钱,也就是二百文。这还是粗米的价格,精选米还要更贵,最贵有五钱一斗的。
十倍的差价啊!
李牧不太理解,就像李弼讨教。经过李弼的讲解,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。这十倍的差价,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交通不便,二是边城与都城之间的贫富差过大。
唐朝的物资调动是很费劲的一件事,就拿粮食为例。马邑的粮食再便宜,但要运来长安,人吃马嚼,加上路途难走,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损。而且还要防备路上的匪徒,风险也十分大,很少有商人会选择做这种买卖。西域路上,商人们贩卖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,没听说过谁是卖粮食的,因为只有这样,带来的利润才能与付出和风险抵消,有所回报。而且马邑本地种出的粮食,本地人还要消耗,真正富余的粮食也并不多。
再者,长安富庶,马邑贫瘠。财富差也非常巨大,这就如同后世的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’,三线城市一千多,直辖市四五千甚至上万。消费水平也不一样,三线城市牛肉面五元一碗,直辖市的牛肉面,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儿,是一样的道理。
在等待出酒的时候,李牧和李弼还有白闹儿及黄岐一起,趁着空档,商量酒的定价。
黄岐各地经商多年,擅于核算成本,率先发言,道:“现在粮食的市场价,粗粮二钱一斗,精米五钱一斗,我们用来酿造酒的粮食,品质介于两者之间,算作三钱一斗。刚刚投料的时候,我记了数,共投入六十七斗粮,也就是说一次酿造要二十贯钱的成本。”
李牧点点头,看向李弼,问道:“二叔,不知这长安城中的酒,都是怎么定价的?”
李弼道:“酒分清浊,浊酒贱,清酒贵。一般的浊酒,在长安的地面上,一斗差不多五钱。清酒则要翻倍,普通的清酒,稍有些杂质,八钱、一贯。像江南春这样有名号的酒,则要两贯、三贯。”
李牧不好意思道:“二叔,我不太知晓度量,不知这一斗能匀几坛?”
“像咱们这么大的酒坛,一斗约莫三坛上下。”
李牧在心中计算,长安城中最好的酒,差不多可以卖到一坛一贯钱。但那些酒很明显没有自己的酒好,如果按照酒精度数算,自己酿造的三杯倒,至少也有六十五度,就算酒坊出来的,也至少有五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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